2025 年 12 月 30 日，PostNord 在丹麥遞送最後一封國內信件，結束超過四世紀的信件遞送服務。數位化、MitID 的普及與包裹市場崛起改變了溝通與城市景觀；但紅色郵筒的消失也引發懷舊與對公共文化的討論。
最後一封信，如一張被收好的明信片
2025 年 12 月 30 日，PostNord 在丹麥完成最後一批國內信件的遞送，這個動作標誌著從 1624 年開始的國家郵政信件遞送傳統正式畫下句點。消息一出，街角的紅色郵筒撤走、部分郵筒被捐售以作慈善、數千名員工面臨改任或離職——這一連串的變動，既是數位化進程的結果，也是關於記憶與城市象徵如何被重塑的時刻。閱讀這個事件，像在翻一張老照片：景象還在，但細節會改變。
終結的現實：數字與抉擇
這個決定並非一夕之間。官方數據與多家媒體指出，過去二十五年裡，丹麥的信件量大幅下滑：從千億元級別的龐大量級，跌到近年每年僅剩數億封，下降幅度高達九成以上。再加上電子政府身份 MitID 在丹麥幾乎普及（15 歲以上人口近 97% 擁有啟用的 MitID），許多官方通訊、帳單與行政程序早已遷到線上，實體信件的工具性與頻率大幅降低。面對固定的分揀與投遞成本，國營郵政做出的選擇是把有限的資源轉向包裹與物流，這是結構性經濟與科技變遷共同推動的結果。
城市記憶的縮影：紅色郵筒的消失與被買走的情緒
最先被注意到的不是數字，而是街頭那抹熟悉的紅色。PostNord 逐步移除全國約 1,500 個標誌性郵筒，並把其中 1,000 個捐給 Danmarks Indsamling 進行義賣，結果在開賣當日幾乎秒殺。那些被買回家的郵筒，將從公共街景轉為私人收藏或展示物；它們的流動帶著一種奇怪的安慰，有人以物理方式把記憶收藏回家，但同時也象徵公共場域少了一件共同的符號。對年長者來說，郵筒曾是日常的一部分；對城市的視覺記憶而言，它的退場像是一個可見的輪廓被削薄。
後續安排：民營交接與收件方式的改變
雖然 PostNord 結束了國營的定期信件遞送，但信件功能並非完全消失。私營公司 Dao（dao.as）等業者承接大部分業務，並計畫擴大服務量：從 2025 年約 3,000 萬封到預計 2026 年達 8,000 萬封或更多（不同媒體報導數字略有出入，但共識是私營化交接與頻道改變）。新的投遞模式意味著使用者必須改變習慣：改用 Dao 門市投遞、在 App 或網站購買郵資代碼，或付費預約上門取件。對於習慣「郵差上門」的人，日常的便利感被改寫成「去一趟門市」或「多付一筆快遞費」。這裡有效率與成本的抉擇，也隱含了數位落差與可及性議題。
忽近的反潮流：手寫的再現與年輕人的選擇
有趣的是，在整體量能下降的背景下，手寫信並沒有完全淪為歷史注腳。多方調查與報導觀察到，一群年輕人反而更常寫信：18 至 34 歲族群的寄信頻率顯示有別於其他年齡層，他們以手寫、紙本或印刷作為對抗數位過飽和的一種儀式性選擇，像是從現代快節奏裡抽出一段被雕刻的時間，一張郵票、一段筆跡，成為刻意放慢的生活姿態。這股「慢溝通」的潮流為剩餘的信件生態注入新意，也讓我們重新思考：稀缺能否轉化為珍惜，儀式能否成為新的社交資本。
文化損失，還是形態轉移？我們該如何記住城市與儀式
當郵筒離開街角、郵差不再落下明信片，那種「被期待的日常」會留下什麼樣的痕跡？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不可逆的文化損失：郵筒曾是社區的接點、是城市節律的一部分；它的消退讓公共時間變得更為私密，也讓記憶更容易碎片化。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只是傳達形式的轉移：從街角郵筒到 App 後台，儀式的外殼改了，但人與人之間想要被看見、被記得的需求仍在。重要的是，當我們決定拆掉公共符號時，是否同時留下了替代的公共場域與文化保存機制？是否有人為那些在數位轉型中弱勢或習慣實體溝通的群體保留足夠的可及性？這些問題不只是懷舊，而是關於如何以更有溫度的方式處理變局。
保留一點緩慢，讓城市的記憶可以呼吸
丹麥送出最後一封平信，讓一段四百年的日常緩緩閉合。這是技術與經濟推動的必然，但同時也是我們重新檢視「公共符號」如何伴隨生活節奏一起被改寫的機會。若你平時喜歡書寫或收藏城市的細微物件，或許可以趁機把那些曾經陪伴過街角的小物收進你的故事裡；若你在城市治理或社群工作，這則新聞也提醒我們：當形式改變，別忘了把關懷與可及性留在規劃之中。
